中國古典文學自18世紀進入沙俄，《大學》《中庸》《易經》等典籍部分片段相繼被譯成俄語，中國典籍俄譯學派初創。19世紀末，沙俄的文學研究領域中出現“中國主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成為該時期漢學研究的獨立學科。20世紀，蘇聯形成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派。經過一代又一代漢學家的努力，中國古典文學已被俄語讀者熟知，成為俄羅斯漢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積極探索中國神話
俄羅斯第一部有關中國神話研究的專著，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有關中國神話研究的專著，是格奧爾基耶夫斯基的《中國人的神話世界觀及神話》（1892）。20世紀60年代，受中國及西方學者對神話濃厚研究興趣的影響，蘇聯漢學界開始了對中國神話的積極探索。費德林在《中國神話主題的獨特性》一文中，將中國的創世神話、英雄神話等主題介紹給了俄語讀者。李謝維奇認為中國神話是一種完整的文化現象，并嘗試對其進行結構重構。思喬夫于1977年發表論文《作為宇宙符號系統之一的中國裝飾》，認為中國神話具有宇宙起源的符號象征性，并探討了神話元素在中國裝飾中的作用。1979年，李福清出版專著《從神話到章回小說》，開啟蘇聯對中國神話文學的系統研究。從此，神話文學成為蘇聯漢學領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蘇聯學者普遍使用民族學方法對中國神話進行整體性、系統性研究。
對比研究民間文學
民間文學與神話聯系密切，俄羅斯對中國神話的研究促進了其對中國民間文學的研究。俄羅斯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民間文學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民間文學與文學的關系研究是確定文學主題及形象歷史階段性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可以將中國中世紀文學視為文學發展的特殊階段。中國民間文學在蘇聯的譯介與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研究興趣主要集中于民間文學體裁、書面文學與民間文學的起源及關系以及中國民間文學的俄譯問題，其中以李福清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1957年，李福清發表論文《中國民間故事的民族性研究》，對中國與蘇聯的民間故事進行了對比研究。1970年，他再次撰寫論文《中國的歷史敘事詩及民間文學傳統（〈三國演義〉的口頭及書面版本）》，對小說《三國演義》與已有的民間故事進行對比研究，并論證了小說中的哪一部分內容是從歷史或其他典籍中借用的，哪一部分內容是小說作者及說書人創作的。20世紀90年代，李福清收集了中國臺灣地區原住民神話及傳說并用中文撰寫專著《神話與鬼話：臺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此外，他還記錄了中國蒙古族烏力格爾講述的內容，研究中國古典小說在內蒙古地區的傳播狀況，并撰寫論文《西游記及民間傳說》，對《西游記》中有關達斡爾族的傳說進行深入分析。
考證翻譯傳記散文
20世紀60年代，蘇聯漢學家開始對中國古代散文進行翻譯與研究。初期，蘇聯漢學家主要是對傳記散文進行歷史考證，如司馬遷《史記》的翻譯與研究，后逐漸涉及其他散文形式，如傳奇、雜纂等。
中國傳奇在蘇聯的研究始于波茲涅耶娃，其副博士論文為《元稹“鶯鶯傳”》。由索羅金編著的《詩歌及無情節散文》，被收入三卷本的《世界文學史》（1985）。古薩洛夫在專著《韓愈道家思想研究》中詳細分析了韓愈的思想及其散文。齊別羅維奇對中國雜纂的特殊形式進行研究，發表論文《中國格言雜纂的體裁》（1969）。遺憾的是，蘇聯漢學家對無情節散文的研究并不多見，盡管這些體裁（如信函、銘文、傳記、游記等）在中國文學家的傳統觀念中被視為散文的重要組成部分。
分析注解詩歌典籍
俄羅斯對中國詩歌的研究始于19世紀末期的《詩經》研究，即從沙俄漢學家瓦西里耶夫的《〈中國文學〉第三卷附注：〈詩經〉的翻譯及注解》（1882）的面世算起。1948年，蘇聯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撰寫論文《中國典籍〈詩經〉俄譯本前言》，高度評價了《詩經》的巨大文學價值。什圖金完整翻譯了《詩經》，并于1957年出版，后記為費德林所撰寫，同時出版了縮略本，由康拉德作序，什圖金撰寫后記，闡明《詩經》的翻譯原則。之后《詩經》的相關研究成果陸續出現，如《〈詩經〉及其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費德林，1958）、《〈詩經〉重復詩行注解》（瓦赫京，1971）、《〈詩經〉的偉大序章》（李謝維奇，1974）。
20世紀后半葉以來，蘇聯的《詩經》研究中出現了新的概念，目的在于將《詩經》置于典籍及傳統注釋的語境中進行研究，甚或從神話或民俗學的角度進行研究。謝列布里亞科夫曾研究過屈原的作品，并出版譯著《屈原·詩歌》（1954），之后出版《關于屈原及楚辭》（1969），對屈原的詩歌作品進行了研究。休茨基嘗試對漢朝樂府詩進行翻譯與分析，主要研究對象為《孔雀東南飛》。艾德林在其專著《陶淵明及其詩》（1969）中充分描寫了俄譯陶淵明詩歌中的譯者形象，力爭通過詩歌文本構建中國詩人的形象。
系統探究小說體裁
蘇聯漢學家帕納秀克、孟列夫、戈雷金娜、蘇霍魯科夫、李福清、李謝維奇等對中國3—6世紀文學的翻譯說明，蘇聯早已開始了對中國志怪小說的研究。如果中國文學只將“志怪小說”視為文學進程中出現的一種體裁，蘇聯學者則借助俄羅斯的民間文學學將其定義為“神話故事”。戈雷金娜詳細研究了中國的志怪小說，為更好地分析志怪小說的文本、內容及主題，作者還參考了婚喪嫁娶等中國民間風俗的有關資料。
蘇聯學者對中國小說研究的另一方向為“筆記小說”。費什曼1980年出版專著《17—18世紀中國的三位短篇小說家：蒲松齡、紀昀、袁枚》，對“筆記”這一體裁進行研究，并采用統計法，對比分析了三位短篇小說家的作品，從民族信仰角度對其內容進行重構。
話本的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主要集中于話本文本的分析以及話本創建理論研究。熱洛霍夫采夫的專著《話本：中國中世紀城市小說》是話本研究的早期成果。作者介紹了中國17世紀主要的話本作品，并將其與沙俄同時代的小說進行了對比研究。華克生出版了中國話本小說的譯文集，并研究了中國16—17世紀的話本及擬話本小說的體裁特征。為更好地界定、研究中國小說，蘇聯學者創建了系列術語，如：史詩小說（《西游記》）、家族小說（《紅樓夢》）、道德小說（《金瓶梅》）、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等，術語的創建擴大了俄羅斯學者對“小說”這一體裁的認識。
全景反映戲劇美學
俄羅斯研究中國戲劇的第一部著作為孟列夫的《中國經典戲劇的變革》（1959），謝列布里亞科夫、索羅金、馬林諾夫斯基都曾翻譯中國戲劇并出版。其中，索羅金編著《13—14世紀的中國經典戲�。浩鹪�、結構、形象、內容》（1979），對中國13—14世紀的戲劇進行了詳細的研究，首次研究了雜曲的體裁問題，還描寫了戲劇的基本行當，并據此分析了戲劇的162種主題。根據已有傳統，書后附戲劇術語及作者名、戲劇名索引，大大促進了中國戲劇在俄羅斯的研究。馬林諾夫斯基的系列論文及著作《中國傳統戲劇雜曲（14—17世紀）概論》對中國14—17世紀的戲劇文學進行了全景式描寫。謝羅娃出版的專著《〈明心鑒〉：黃旛綽及中國經典戲劇藝術》（1979）及《李調元戲劇觀》（1983），提出了中國戲劇研究的美學觀，代表了蘇聯文化學研究的新方向。
從阿列克謝耶夫時代，俄羅斯就有將中國文學研究與翻譯相結合的傳統并延續至今。俄羅斯漢學家的翻譯實踐促進了中國古典文學在俄羅斯的深入研究，推動了中國古典文學在俄羅斯的翻譯與傳播。俄羅斯漢學家一直致力于在文學學一般理論的研究中尋求中國（古典）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特性，形成了別具一格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