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翻譯理論的認識誤區

　　長期以來，從事翻譯實踐的人，一直認為“翻譯無學”，甚至是“翻譯無理論，”他們說“翻譯是藝術而不是科學”。因此他們更多地忙于翻譯實踐，卻很少對自己豐富的翻譯實踐進行總結，更少把這些經驗提煉，然后上升到理論層面。在我國的譯界，普遍存在著輕視理論，甚至否認理論價值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與上述情況有一定關系。在他們看來，翻譯理論研究與他們沒有多大關系。認為翻譯研究都是空談，能夠拿出好的譯品才算是真本事。謝天振曾說過，“所以在我國翻譯界有不少翻譯家頗以自己幾十年來能夠譯出不少好的譯作，卻并不深入翻譯研究或不懂翻譯理論而洋洋自得，甚至引以為榮，而對那些寫了不少翻譯研究的文章卻沒有多少出色譯作的譯者， 言談之間就頗不以為然，甚至嗤至以鼻�！敝�名翻譯家傅雷就說過：“翻譯重在實踐，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為苦，文藝理論家不大能兼作詩人或小說家，翻譯工作也不例外。曾經見過一些人寫翻譯理論頭頭是道，非常中肯，譯東西卻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為戒�！狈�譯界之所以存在如此情況，是因為我國的翻譯界在翻譯研究和翻譯理論的認識上一直存在著誤區：

　　1、長期以來，在翻譯界一直以為對“怎么譯”的研究就是翻譯研究的全部中國的譯事始于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到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和鴉片戰爭至“五四”的西學翻譯，被稱為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翻譯高潮。中國近兩千年的翻譯史，我們一直都把圍繞著“怎么譯”的討論誤認為是翻譯研究、甚至是翻譯理論的全部。從我國古代的“因循本旨，不加文蝕”到后來的“信、達、雅”等等，幾乎都是圍繞著“怎么譯”這三個字展開的。但是，這個問題早在上個世紀六七年代已基本解決，如今，我們如果仍一味停留在“怎么譯”的問題討論上，我們的翻譯理論就很難取得大的進展。我們說，不要一味停留在“怎么譯”問題的討論上，并不意味著不要或壓根就反對討論“怎么譯”的問題。只是我們在探討這個問題時，應該看到：譯者們對翻譯技巧的研究和探討，這是他們對翻譯實踐的體會和經驗的總和，其中有些經驗已經提升到理論層面，有相當的價值，從而構成了翻譯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再者就是有些基本道理，已經是人所共知，只不過是更換了一些新的實例而己，像這樣的內容也許應該放到外語教學的范疇里，去對初譯者更為合適。因為對這些人來說，“怎么譯”的問題還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因此仍然是一個新鮮的、有價值的問題。

　　2、翻譯者對翻譯理論的實用主義態度，片面強調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以為凡是理論，就應該對指導實踐有用，所謂“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所謂理論的重要意義在于它能指導人們的行動，否者就被說成是“脫離實際”，是無用的“空頭理論”。這種對理論的實用主義認識，在翻譯界已經被普遍接受，所以，當我們一談到理論，人們第一個反應就是：你這個理論對我們的實踐有用嗎?你的翻譯理論對提高我的翻譯水平有用嗎?

　　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國譯界對翻譯理論的認識往往也只是強調來自個人的翻譯實踐。在許多人看來，只有自身翻譯實踐過硬的人才有資格談翻譯理論。其實大家都承認，文藝理論家不能兼作詩人、小說家；詩人、小說家也鮮有能兼作文藝理論家。同樣，翻譯實踐水平很高的翻譯家未必能談出系統的翻譯理論來，反之，談翻譯理論頭頭是道的翻譯理論家卻未必有很高的翻譯實踐水平。作為從事翻譯實踐的人來說，往往給自己的要求很苛刻，希望自己譯東西不錯，談翻譯理論也頭頭是道，非常中肯，往往很難遂愿。有些人的抽象思維比較發達，談起翻譯理論來自然就會“頭頭是道”，而有些人則形象思維比較發達，于是翻譯實踐水平就比較高。因此，我們說，翻譯理論的實用主義態度帶來了兩個直接的后果，一是局限了翻譯理論的范圍，把翻譯理論僅僅理解為對“怎么譯”的探討，也就是僅僅局限在應用性理論上。翻譯理論、尤其是傳統的翻譯理論，確實有很大一部分內容一直局限在探討“怎么譯”的問題上，也即所謂的應用性理論上。但是，即使如此，在傳統的翻譯研究中也已經有人注意到了“怎么譯”以外的一些問題了。

　　對翻譯理論的實用主義帶來的另一個后果是把理論的功能簡單化了，使人們以為似乎理論只具有指導實踐的功能。其實，理論，包括我們所說的翻譯理論，除了有指導實踐的功能以外，它還有幫助我們認識實踐的功能。

　　本文摘自：阜陽師范學院學報，作者：李瑞林